小叔子来的那天，我正在厨房擦灶台，听见他推门的声音，手没停。
他自己找了个椅子坐下来，倒了杯水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我转过身，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”嫂子，”他开口，”老哥走了也快半年了，这个房子的事，我们总得说说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
他说他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哥哥走之前也没留下什么，这套房是老人家的钱出了大头的，当年白纸黑字写了的，他手里还有收据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桌面，没看我，我也就顺着他的眼神往桌上看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张普通的木桌，上面有一道旧划痕，是很多年前搬家的时候磕的。
我没说话，起身去卧室。
抽屉在床头柜里，我拉开，翻了一下，找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。里面东西不多，薄薄几张纸，加在一起还没有手机厚。我从里面抽出一张，走回客厅，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桌上。
他低头看了一会儿。
没说话。
过了大概有一分钟，他把那张纸推回来，站起来，拿起桌上的烟盒揣进口袋，说了一句”那就算了”，然后走出去把门关上了。门关得不重，就是普通的那种关法。
那张纸是房产证。
名字只有我一个人的。
我和建民结婚是1997年。那时候他在工厂上班，我在食品厂包装车间，两个人认识也不过就是街坊邻居家的孩子，经人介绍，见了两次面，觉得人还过得去，就嫁了。
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在他妈家摆了六桌，我家出了两床被子和一台缝纫机，他家这边出了彩电和冰箱。
建民这个人，说好也好，说不好也说不上什么大毛病，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男人，会抽烟，偶尔喝点酒，不打牌，下班回来有时候帮我择菜，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也不多说话。我们很少吵架，倒不是感情有多好，就是两个人都不太爱说话，有什么事情憋一憋也就过去了。
2008年买这套房的时候，他正好在厂里受了工伤，右手三根手指头截掉了两根，赔偿款下来有一笔钱，加上我这些年存的，凑在一起付了首付。他爸妈那边，只是出了两万块，帮着垫付了装修的一部分。
我当时没说什么。两万块也是钱，再说是长辈，说不出口。
房产证下来的时候，建民说，”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吧，反正是两口子，写谁不一样。”
我没多想，点了头。
后来他弟弟结婚，建民打过去五千块，说是”随份子”，还说以后弟弟有困难我们得帮。我没说什么。那件蓝色毛衣是我那年秋天自己织的，针法不太匀，领口那里收得有点紧，穿着不太舒服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没舍得扔。
建民查出来肝癌的时候是去年三月。
我陪他去医院，坐在走廊等检查结果，走廊地板是那种浅灰色的，中间有一块被推车轮子轧出来的黑印子，很长，从护士站一直延伸到电梯口。我看了那条印子很久。
医生说得很直白，晚期，做了手术也不一定有用，但可以试。
建民当时很平静。比我想的平静很多。他说，”手术就算了，那么大的罪。”
我说，”先问问再说。”
他说，”你自己决定。”
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很多事情，到最后都变成我一个人做决定。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托付。
他走的时候是十月底，住院住了五个多月，最后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没有离开病房。护工请了一个，但我不太放心，很多事情我还是自己来。
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，病房里安静，机器在滴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就睁着眼看我。我握着他的手，坐在椅子上，后背靠着床栏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跟他说话，说些不重要的，说家里的猫，说前两天小区门口来了个卖梨的，梨很甜，说他没吃上。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。
他走的时候我正好站起来去倒水，转过身，发现他不动了。
就这样。
建民走了之后，他妈哭了很久，他弟弟忙着办后事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也没太哭。不是不难受，就是一直有事情在等着处理，哭的时间都没有。
等所有人都散了，就我一个人坐在空屋子里，才发现房间里有一股气味，说不清楚是什么，就是很多年一起住过的那种气味。
那天我把他的衣服收了一部分，打包放在储藏间，留了一件他平时喜欢穿的格子衬衫，挂在衣柜里。不是要留着，就是当天没处理，后来就一直没动。
小叔子走了之后，我坐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。
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不是解气，也不是难过，就是觉得这件事算是了了。
下午超市来了促销短信，我出门去买了点菜，排队付钱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个人拎了一大袋苹果，红色的，装在网袋里，我数了数，大概有十二三个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数这个。
回来的路上天有点阴，但没有下雨。
我做了晚饭，一个人吃，吃了半碗剩了半碗。
洗完碗，我去卧室，打开衣柜，看见那件格子衬衫还挂在那里。
我把它取下来，叠好，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，和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一起。
抽屉合上的那一声，不轻也不重。
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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